寻找河北红山文化璀璨星河

0次浏览发布时间：2025-07-11 08:41:00

日前，“龙腾中国：红山文化古国文明特展”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开幕。这一展览由上海博物馆携手辽宁、河北、内蒙古、北京、天津等地的20家文博及考古机构联手策划，是国内迄今规模最大、展品最为全面的一次红山文化主题展。

6月18日，张家口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队员在1号积石冢工作（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提出，“中华文明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红山文化，被称为中华文化的“直根系”。国家文物局在2023年12月9日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中明确指出，“距今5800年至5200年前后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被确认为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

近年，河北省文物考古机构对承德市和张家口市展开系统的考古调查，发现300余处红山文化时期遗存，并对两处重要遗址——宣化郑家沟与平泉东山头遗址开展考古发掘。这些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均取得重要成果，使河北从红山文化的“边缘区域”成为红山文化晚期“核心分布区”，更成为中华文明形成进程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仰望“满天星斗”

追寻红山文化的足迹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引领作用的中国考古学文化之一。红山文化发掘与研究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龙腾中国”展览以“龙”为暗线，勾勒出五千多年前龙形文物的发展脉络，形成一条“龙脉”，汇聚了红山文化最为重要的考古历程和最新发现。在这次展览上，共展出310件（组）珍贵文物，其中68件为一级文物、39件为二级文物，超过四分之一为首次公开展出。河北省平泉东山头遗址出土的陶俑以及宣化郑家沟遗址出土的玦形玉龙、玉三联璧、玉鸮、玉蝗等文物亮相该展览。

该如何从中华文明探源的角度来理解红山文化呢？

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现、发掘而得名。该考古学文化以大小凌河和西辽河流域为中心分布区，其遗址广泛分布在现代行政区划上的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和河北省北部。“红山文化”命名70余年来，内蒙古、辽宁、河北等省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等单位的考古工作者，深耕田野探研求索，不断揭示红山文化丰富内涵。

6月26日，“龙腾中国：红山文化古国文明特展”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向公众免费开放。河北日报记者史晓多摄

红山文化，以其高超的制玉技术、成套的礼器系统与大规模的礼制建筑而闻名于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一支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约兴起于公元前4500年，延续至公元前2800年左右，年代跨越约1700年。根据考古发掘成果，学界普遍将其划分为早期（距今约6500年至6000年）、中期（距今约6000年至5500年）与晚期（距今约5500年至4800年）三个阶段。

红山文化早期，农业与渔猎生业方式并重，开始出现彩陶，其纹样呈现出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系统相互借鉴的特点。发展到中期时，彩陶的技术与装饰风格趋于成熟，出现卷勾纹、鳞纹等红山文化特色纹饰，同时也保持了与本地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到了晚期，红山文化空前繁荣，礼制体系与玉器制度逐步建立，社会分化加剧，出现大型土石混合垒筑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公共仪式设施。此时期出现的玦形玉龙、玉人、玉凤等典型玉礼器，不仅展示了高度发达的工艺技术，也标志着“惟玉为葬”“惟玉为礼”的礼仪制度在史前社会中首次确立。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直根系”，其“坛、庙、冢”等祭祀遗存标志着社会复杂化进入古国阶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

此次特展围绕“龙出辽河”“龙行红山”“龙衍九州”三大主题，贯穿“C”形玉龙、玦形玉龙、彩陶器、泥塑人像等标志性文物，展现了红山文化从“崇龙尚玉”到“坛庙冢”礼制体系萌芽的文明化进程，体现了红山文化作为早期中国古国雏形的重要意义，从考古实物角度回答了“何以中国”这一文明起源命题。

从辽西到燕赵

回顾河北红山文化研究历程

河北，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以往，红山文化研究长期聚焦于辽宁朝阳、内蒙古赤峰等“文化核心区”，河北的北部零星发现红山文化遗存，但缺乏系统的考古工作。尽管如此，河北的红山文化探索依然取得不少成果。

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限制，冀东北地区开展的大规模、专题性考古工作较少，多以文物普查及少量抢救性清理为主，仅有少数地区初步确立了考古学文化序列，考古工作的空白较多。

1978年春，河北省文物管理处调查了安新庄遗址并进行发掘，清理出居住面3处、灰坑2座，出土遗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陶器特征与红山文化相似，年代与红山文化相当或略晚。

陶俑（平泉东山头遗址出土）。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唐山地区玉田东蒙各庄遗址做了调查，采集到红山文化泥质红陶敛口钵、直口深腹钵、折腹钵和泥质灰陶钵残片等。

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实习队会同唐山市和各县文物部门对唐山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做了调查和复查，依其文化内涵分为五组，其中第四组、第五组遗存与红山文化有关。

1990年4月，承德市文物部门对承德县白河口遗址进行调查，发现了墓葬、灰坑等遗迹。1996年4月，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有红山文化时期地层。

三联璧（宣化郑家沟1号积石冢出土）。

1990年，河北省文物局于唐山地区开展文物调查，其中在迁西南岭遗址采集到泥质红陶钵、泥质红褐陶罐、泥质红褐陶盆残片等。在迁安万军山遗址发现红陶钵、彩陶钵、红顶钵等红山文化遗物，并在1992年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00平方米。

1995年冬，承德市文物局再次对围场双水泉遗址进行调查，采集到与赤峰西水泉、蜘蛛山遗址相似的泥质红陶、之字纹、黑彩红陶片等典型红山文化器物。

2016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现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迁安市文保所发掘了安新庄遗址，发掘面积125平方米，发现灰坑、踩踏面等遗迹10余处，出土有筒形罐、红顶钵、细石器等红山文化时期遗物。

冀西北地区开展的红山文化专题考古工作也不多。在数次规模较小的文物调查及有限的考古发掘中，仅发现了较少与红山文化相关或同时期的遗存。

1958年6月，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在张家口进行全面调查，在尚义、蔚县、涿鹿、崇礼、赤城等地共调查了14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1979年至1981年的三年间，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组成张家口考古队，在蔚县发掘了筛子绫罗、庄窠和三关遗址，试掘了四十里坡、琵琶嘴、东水泉等遗址，新发现遗址47处。

1982年，苏秉琦先生在蔚县三关遗址主持召开“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专题系列座谈会”，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苏先生在观摩了三关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彩陶、筛子绫罗龙山文化袋足器标本后，认为“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

1995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张家口阳原县发掘了姜家梁遗址，其与于家沟遗址共同被评为“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5年、1998年共发掘清理房址9座、墓葬117座，出土了一批完整的随葬品，最重要的发现是在M75墓主颈部出土一件随葬的玦形玉龙，其玉质和造型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雕龙相同，反映出冀西北地区与辽西红山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2018年4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城县博物馆等单位组成调查队分别对上西沟窑遗址、七里河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现有陶窑、积石冢等遗迹，采集到大量彩陶片。这两处遗址的发现无疑为近年红山文化考古的开展提供了关键线索。

总体而言，以往河北的调查和发现无法解决整个区域内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聚落层级和社会演进等问题，无法从全面的视角把握红山文化整体面貌和发展态势，学界对于本区域红山文化的内涵、年代及其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还不甚明了，对多数遗存是否属于红山文化仍众说纷纭。

玦形玉龙（宣化郑家沟1号积石冢出土）。

1999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段宏振研究员在《河北考古的世纪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提出，要“加大燕山南北地区考古工作力度，注意与辽宁、内蒙古等省区的联系合作。红山文化和后红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很少，其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关系还不甚清楚，此乃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首要课题”。

2019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文瑞研究员在《河北省考古七十年回顾与展望——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考古》一文中提出，“冀东区域虽然做过东寨、西寨、安新庄遗址的考古工作……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却一片空白，冀东北承德区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一直没有展开……这不得不令河北考古界同仁深思，踏入这片处女地一直是河北考古人的心愿”。

2022年，“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启动，河北主动申请并积极参与到项目之中。自那时起，承德平泉东山头与张家口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相继开展，“冀东北滦河流域红山文化考古调查”与“冀西北桑干河流域红山文化考古调查”逐步展开，为深入研究河北红山文化积累了一批全新材料。自此，河北红山文化考古研究进入新阶段。

提供研究新视角

发掘河北红山文化考古价值

根据国家文物局2023年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处在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年至5200年前后。

那么，河北是红山文化的“边缘”吗？近年，平泉东山头、宣化郑家沟等重要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打破了这一传统观念。

东山头遗址位于承德平泉市台头山乡大营子村北250米处的黄土小山顶部及南坡。自2022年开始发掘，发现积石冢、石界墙、石棺墓、祭祀遗迹、房址、灰堆等遗迹30余处，出土陶、玉、石等各类标本100余件，是一处重要的兼具埋葬、祭祀和特定居住功能的红山文化遗址，为全面认识、阐释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全新研究资料。

郑家沟遗址位于张家口市宣化区塔儿村乡郑家沟村西100米处的高地上。自2022年开始发掘，发现石界墙、石棺墓、祭祀坑等遗迹200余处，出土陶、玉、石等各类标本400余件（套）。1号积石冢平面呈梯形，以中心大墓为核心，整体进行营建，最终形成三级土台结构，集祭祀、埋葬功能于一身，是首次在冀西北地区发掘的红山文化典型遗迹。

石钺（宣化郑家沟1号积石冢出土）。本组图片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近年持续开展的考古发掘、调查工作表明，河北北部不仅出土有红山文化典型玉器，还发现了规模宏大、数量众多的积石冢群，在补充了该区域红山文化考古不足的同时，也为红山文化晚期人群由燕山山脉东北向西南迁徙提供了关键证据。

过去，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多停留在玉器分析、墓葬形制、器物类型等考古学文化特征上。现在，红山文化研究已逐渐从“物质文化”上升至“制度文明”。河北红山文化遗存不仅数量众多、研究潜力巨大，还为学界提供了高等级墓葬、复杂祭祀与制度化礼器等实物证据，更展现出早期权力机制与信仰体系建立的区域模型。有了这些与制度、信仰、聚落等问题相关的多维数据，就能把红山文化纳入到“文明体系”中去加以解读，从而拓展“红山文化”的研究空间。

红山文化为何已进入“古国文明”？从近年日益增多的考古信息中可看出，不论是遗址空间布局、资源分配、礼仪规范还是“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等方面，红山文化可能已具备早期祭祀礼仪制度、身份等级秩序与社会组织结构等“古国”形态，虽非成熟的国家体制，但具备管理、分配、信仰、仪式等早期制度特征，是中华文明走向“古国”阶段的重要节点。河北北部发现的高等级墓葬体系、礼仪系统、社会分层机制为“红山古国”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促进着学界逐步从“考古学文化研究”走向“红山文明谱系构建”，使“古国”研究更趋多元、立体，推动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

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紧密相关。河北北部虽出土如玦形玉龙、三联璧、玉镯、玉斧等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然而这些礼器并非与牛河梁的“礼制系统”保持高度一致性，而是在红山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与地方文化相适应，产生了新的变化。其在考古学文化特征上兼容“红山”“仰韶”与地方特色，在制度表达上承袭红山核心理念，在社会结构上结合本土与红山礼制经验，“礼仪制度来自核心，实践则植根地方”，最终在互动中建构文化认同，其所体现的红山文化传播与再创造，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反映。

从“边缘”到“中心”的再认识、从“考古学文化”向“古国文明”的再探索、从“多元一体”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说，河北红山文化遗存，给研究提供了一个“文明的全新视角”，不仅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开拓过程，还为理解“多元一体”文明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宝贵范本，是中华史前文明独特性、包容性与统一性并存的直接证明。

当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平泉东山头陶俑虔诚的面容上，燕山南北的文明回响仿佛穿越时空，犹在耳边。我们迈开脚步，循着“龙”的轨迹，继续探索中华文明的源流，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篇章。（龚湛清）